一、李光耀的观点

2012年2月，《经济学人》刊登了对李光耀的一篇采访《印度——种姓制度的羁绊》，具体阐述了李光耀对印度的看法，之后被收入《李光耀观天下》一书当中。

李光耀在开篇即点出“中国和印度是不能相比的”。因为历史、制度、文化等等因素，使得中国长期是一个单一实体，而印度则是英国人想出来的概念，这就使得中国拥有印度所缺乏的“某种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正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能够快速发展的一大原因，是“两国根本上的区别而产生的不同结果”。

从语言上来说，中国有统一的语言，而印度则是有超过四百种的各式民族语言，而各种语言之间往往差异巨大（很多人误以为印度人都会说英语，其实只有约六分之一的印度人听得懂）。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作为一个领导人，去发表讲话，如果用英语发表讲话，那么十二亿人口当中只有两亿人听得懂，如果用印地语，那么能有五亿人民听得懂，如果会的是泰米尔语，那么就只有六千万人听得懂。这对领导人来说是很大的考验，如果人们对讲话的内容都听不懂，怎么能够对他产生认同感，又如何产生凝聚力？

从政策的执行力上来说，印度的领导人很难命令各邦的首席部长按照中央定下的政策办事，因为各邦的首席部长并不是对中央领导负责，而是对各邦当地老百姓的选票负责。政策的执行力不足，那么整个国家就很难以一个统一的步伐又快又好地前进，而是更关注与追求短期的一些收益。

同时，李光耀提出种姓制度也是阻碍印度发展的一大因素。李光耀在几次访问印度时，切身体会到了种姓制度在印度的深远影响。在印度种姓制度下，低种姓和高种姓的印度人很难通婚，因为这种行为会使得原先高种姓的人失去原有的阶级身份。李光耀作为一个“基因主义者”，在他看来，印度处于种姓的最高处的婆罗门人，是很聪明的，而种姓制度就妨碍了这种“聪明基因”在印度传播，阻碍了印度的发展。

再者，李光耀认为种种因素导致的人才外流也不利于印度的发展。印度和中国一样，每年都有大量学生去国外进修。不同的是，中国人去海外留学后有不少人最后的选择是回国创业或回来支持国家的科学、产业发展，然而印度外流的人才就很少回到印度，而且选择离开印度的往往是最优秀的人才，他们在国外是管理着百事可乐、德意志银行等国际大公司的能人。

此外，李光耀认为印度侧重服务业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国民收入的成长性就很难赶上中国。印度的某些城市，比如班加罗尔，拥有像Infosys这样的世界级企业，城市迅速成长，但是这样的服务型企业能提供的就业人数和受众面相对于整个印度来说还是太小了，使得印度整体经济的活力不足。

最后，李光耀提出印度落后的基础设施也没法支持印度的发展，而且在产业竞争中是处于“明显劣势”的。中国有许多日本的投资者希望到印度去投资设厂、分散投资，但是却受制于印度落后的港口、铁路、机场、通讯等基础设施。以高速公路为例，中国拥有74000公里的高速公路，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而印度只有700公里（2010年的数据）。

由此，李光耀总结出两个规律，“第一，民主制度并非什么灵丹妙药，它无法为所有人解决所有的问题。中国若是民主国家就无法取得今天的成就。第二，社会内有一些根本势力是难以改变的，那些历史越悠久越是如此。”总体上，李光耀是看空印度的，认为很难赶上中国。

二、印度正在发生的变化

上述论述是李光耀在2012年时发表的观点，文中有许多他自己的切身经历作为论据，但是这些经历往往都发生在更早的十几、二十年前。这就导致了他的一些观点可能忽视了印度最近在发生的一些变化。

君茂团队的观点则与李光耀的不尽相同，尤其是印度在莫迪政府上台以后，正在做一些积极的改变，正在朝好的方向发展，赶上中国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值得长期关注。

举例来说，正如李光耀所讲，印度的种姓制度长期制约着印度的发展。但是随着历史的推进，种姓制度不断变化、演化，现在的印度，已演化出上千种亚种姓，错综复杂，并出现了淡化种姓的趋势，否则纳伦德拉·达摩达尔达斯·莫迪，从种姓上应该是第三等级“吠舍”,属于低种姓出身，从种姓的职责上来说应该是卖茶水的，但他却当上了总理。甚至有时候低种姓对印度人来说，并非坏事。因为印度倡导的进步主义，规定了大学、公务员必须要有一定的额度分配给低种姓的人群。这导致了一个现象，就是非低种姓的人群，会去追根朔源，非要说自己的种姓应该要被划分到低种姓，享受政策上的红利。

一般的观点认为，种姓制度对印度的影响不是李光耀认为的基因传播，而是限制了阶级的流动性，使得人民向上奋斗的意愿下降。但是种姓发展到现在，已经并非是制度上的一种限制，而是自我约束的一种限制。要理解种姓制度对印度社会的限制，就需要理解种姓制度最初设立的目的、以及两个观念：“轮回”和“业”。

种姓制度并非印度文化的产物。历史上印度长期受到外族入侵，主要是因为在印度西北面的苏莱曼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之间有一个天然的缺口（开伯尔山口），公元前12世纪雅利安人发现了这个缺口，通过这个缺口入侵印度。雅利安人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其武力水平是高于印度的，但是其民族文化是弱于印度的，在这种情况下征服印度是容易的，但是统治印度就显得比较困难。于是，雅利安人为了确保自己的执政权以及保证各种工作有一定人数，就创立了种姓这么一个社会制度。

“轮回”，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好理解的。而“业”这个概念，是说如果一个人的“业”积累到一定程度，在死后轮回时，就可以进入更上一级的种姓中。那么如何积累这个“业”呢？就是做自己该做的事，也就是你这一世中，你属于什么种姓就需要你去做你应该做的事。那么为了下辈子能活得更好，就应该一直做一个职业，这就限制了阶级的流动性。可以看出，这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约束，也能算是一种变相的“奋斗”，为了“下一世”而“奋斗”。

那么现在种姓制度又出现了什么变化呢？那就是印度出现的城市化和教育的普及。印度也在进行着城市化进程，印度首都新德里则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每年新增近20万外来人口。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2007-2015这八年间，印度房价累计上涨72.3%，是18个主要经济体中累计增幅最高的国家，印度的人口开始往城市集中。很容易想象，在乡下，每个人都知道你爷爷是谁、做什么，那么你也就应该做和你爷爷一样的工作，因为种姓是一样的。但是在印度的部分城市里，亚种姓有上千种，单纯从名字上已经很难看出种姓，再加上谁也不认识谁，职业的选择往往就取决于个人意愿。

而在教育普及的过程中，个人意愿也发生了变化，不是以种姓、“下一世的幸福”这种虚幻的东西为选择标准了，而是以更正常的报酬、职业发展前景等为选择标准。否则，像现在印度的高薪软件服务业的从业人群，种姓制度难道还能预测电脑的发展并规定出一个种姓专门是做这行的？这是不可能的。于是，种姓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就不断地被演化与淡化了。

同时，莫迪以及“印度人印度教”的口号，将印度教提高到了更高的位置上，将印度教泛化（syncretisation），即不管是什么种姓，只要信仰印度教就是平等的，就是印度人，从而模糊了种姓间的界限，淡化了种姓色彩。

因此，随着印度的发展，种姓制度对印度的限制其实是越来越弱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就目前来看，李光耀提的其他问题，较弱的民族凝聚力、薄弱的基础设施、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这三个问题才是目前阶段对印度发展限制更核心的因素。而这些情况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是历史、制度等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

虽然这四个问题解决的难度很大，但是莫迪有能力也有决心去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莫迪领导的人民党，是印度30多年来第一个拥有议会下院绝对多数席位的政党，这对莫迪政府推行改革减轻了不小的阻力。而在莫迪上台后，也针对这三个问题的解决做了相应的改革与努力。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提高民族的凝聚力，萨尔达尔萨罗瓦尔水坝、博吉贝尔大桥等基础设施在莫迪的推动下终于落地，莫迪的“印度制造”计划更是准备将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目前的18%提升到2025年的25%。可以说莫迪的改革无不切中阻碍印度发展的要害。

三、结论

因此，虽然目前印度依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可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莫迪推动的改革，是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快速前行的，已经不像12年时李光耀所看到的那样悲观。中国也曾处于内忧外困的处境，正是经历改革开放等一系列变化，打开了发展的黄金年代。一个国家的发展应该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目前的印度很可能就正处于这样一个变革变化的关键时期，未来是有可能有爆发式的增长，我们应该对印度的发展保持密切关注。